作者：詹姆士·布坎南（James Buchanan）译：汪澄清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 年 5期
[摘要]在今后十年中，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政治经济都将充满社会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思想将作为形形色色的社会事业机构的精神化身，出现于对抗自由主义的战场。
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一回事。在20世纪90年代，整个知识界都不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又开始了它的新的征程。我们在许多宗教教义中看到，肉体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灵魂的死亡。同样，我们可以认为，在严格意义上，社会主义死亡的只是形式而不是精神。在今后的十年中，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政治经济，都将充满着社会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社会主义思想将作为形形色色的社会事业机构的精神化身，出现于对抗自由主义的战场，发展成为一种似乎可以定性的组织：社会经济政治组织。这场斗争的结果，至少在许多细节方面是无法预测的。无论如何，个人的独立、自由将具有永久的价值，但是，它也同样要寻求某种集体控制的力量。我们不难想像，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同时满足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要比单纯地建议由一方取代另一方更受欢迎。但是，更为严肃的问题是，这种自治的因素与非自治的因素的相互结合总要或多或少地接受突发事件的考验或者检验。
一、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
在传统的解说中，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组织体系，被描述为对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这种与私人占有相对应的公有制，涉及所有的资本形式，其中包括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占有。更为通俗一些，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描述为对生产资料和最终产品的集体分配。在此，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可以表述为集体控制和缺乏集体控制的区别。在非社会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中，没有人能够控制集体资源的分配，也没有人能够控制集体产品的分配。其分配是通过市场、通过个人或者组织独立选择来实现的。关于社会主义或者集体主义分配的合理性，存在着这样的不足：如果没有集体控制，我们并不需要一些人或者组织来统一分配。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于，它并没有像人们真诚期望的那样进行有效的运作。
现在，让我们重新考察社会主义与集体控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分配是被共同控制的，那么，这种共同控制是通过集体或单位来实现的。这些单位所具有的其他特征还涉及单位成员、单位性质的认定。如果“经济”被视为公有化，那么“经济”是什么意思呢？这一问题或者类似的问题并不能单纯地由历史经验来回答。这些历史经验，只不过是对文化、科技、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发展过程的记录。同时，尽管这些联系是必须承认的，社会主义的出现作为理想的组织出现，符合政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主义的追求。尽管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国际主义，但是，社会主义(被界定为“集体控制”)既不同于国际性的尝试，也不同于区域性的尝试。历史事实表明，国家经济的公有化是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动的。必须指出的是，在严格的意义上，1989年以后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不如说是国家经济公有制的失败。
二、评社会主义的失败
一般来说，不管是在国家层次、国际层次还是地区层次，对于经济过程公有化的管理，在根本上存在着四大缺陷。其一，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集体的管理者或者管理机构所掌握的知识、信息与一线工作者所掌握的知识、信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得决策难以适应经济活动的实际需要。其二，无论人们的动机如何，集体的管理者与集体的成员对经济目标的期望毕竟是互不兼容的。换句话说，这一结论的意思是，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已经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念，而这一理念很早就被亚里士多德所肯定。然而，社会主义统一分配的理念却是与此相背的。其三，公有制在一定意义上是窒息人们创造力的制度，它直接构成了对个性的威胁。这一结论似乎是上述两种结论的混合物。最后，公有制不可能有效发挥对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平衡功能。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是十分清楚地作为社会主义的缺陷提出的。
20世纪，人们在国家经济公有化方面所做的努力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导致这种失败的前三种原因在著名的苏联事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按照假设，公有制在经济活动范围足够大的情况下才能避免私有经济的盲目性，充分发挥其经济调节功能。但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缩小，市场因素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趋势与上面提到的前三个原因也是对立的。由此，随着公有制度的衰弱，市场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信息和动机问题的重要性也开始逐步降低了。这样，当区域的社会主义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经济活动中时，它可以有效地利用所有的信息，可以不考虑各式各样的不同需要，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严重低效的。这种低率效主要来自适应市场的失败。
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主义
我想，如果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新纪元，那将是十分恰当的。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组织原则已经表明了它的失败。在先前把自己的经济标榜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国家中，他们改革的目的就是引进市场机制和市场组织。然而，正如人们早就看到的，这些改革的努力常常伴随着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定，以便消除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各种单位，以便把它们改造为性质独立的经济组织。
然而，不管这些国家预先自称为社会主义，还是自称为“混合的社会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是在极力消除所有的社会主义因素，以便实行纯粹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当然，我们并没有因此就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种种迹象表明，在总的方面，我们并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思潮失败的可能性。在某种小的领域内，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仍然在国家经济中起着作用。这种变迁过程的思想方面的例外是值得考察的。令人费解的是，怎么可能出现下述情况呢：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整个经济的组织体系已经失败，但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中，这种社会主义的管理体制却继续支配着半数以上的国家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在所有的国家中，多数甚至所有的主要工业结构都是社会化的对象。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传统“社会主义”的含义：集体占有和集体控制。例如，教育服务的提供是通过下列形式进行的：集体组织、共同经营、公共财政拨款等等，简单地说，就是全体共同所有。对教育服务的投资被定性为公共性的投资，这种投资的回报是面向各种潜在的需求者的，而这种满足是通过集权性质的官僚机构提供的。同样，或者十分相似，这种单位体制也适用于其他形式的社会化类型。当然，要注意的是，国家的直接定价同时意味着对分配比例和对财政总支出的限制。
在这里，我关心的既不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直接定价所引起的变动，也不是混合经济中社会主义部门与市场部门的精确界定。我关心的是，如何评价作为管理机制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与作为私有因素或者市场因素的社会主义继续存在于现代混合经济中所取得的成功之间的关系。必须指出，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分类和区分。它们之间恰当的区别并不像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区别，而是其中一种在占有方式和管理方式上允许竞争机制起作用，另一种则不然。正如前面提到的，讨论社会主义与国家的关系同样也是必须的。如果通过社区把这些生产部门的范围扩大到国界，不同单位之间可以在大的经济范围内相互竞争，那么，再把这些部门随便归为“社会主义”就是不合时宜的了。
为此，我们可以举教育的例子加以说明。如果教育事业是由地方单位组织和地方财政投资的，属于地方集体共有的，这些单位彼此又在更为广泛的空间上相互依存，那么教育服务产业的运作就比较接近市场机制，而不是集权的、单极的社会主义机制。实际上，这些彼此孤立的地方单位只不过是取代了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私人或者公司的地位。同时，在国家经济范围内的教育总投资、教育服务的最终分配决不是集体共同决定的。恰恰相反，它是由分散的地方集团分别独立选择的结果。当然，这些单位在与其他的社会组织竞争时，具有某种集权控制的性质，从而造成了不公平竞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体制也同时允许不同的具有集权性质的单位的竞争，从而弥补了这种集权可能造成的不公。
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失败向改革者传送着这样的信息：改革将面向更为集权的机构，面向地方的集团化、社会化生产部门。在美国，我们要小心国家在教育产业化方面的努力。教育产业也应该像其他公共部门那样保持大量的主体。如果不能全部如此，至少也应该保持地方集团的控制力量，以便在整个国家有一个平衡。毫无疑问，全国性的统一标准应该大量缩减。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地方之间的竞争将由于受到不该有的限制而引发各种问题，从而使人们不能得到或者较少得到市场经济带来的收益。
现在，我觉得应该关注那些集权化的公共部门。我的意思是，这些部门的运行机制是与官方的、更广范围内的国家经济的运作机制相吻合的。社会主义作为普通机构运作的原则是失败的，我们可以从这种失败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找到什么样的改革方案？
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社会主义失败的理解，这就应该考虑前面提到的作为思想的社会主义与作为运动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这一例子中，这些社会化的混合经济部门在过去的10年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如今在“私有化”改革中开始明显地提高了效率。然而，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充分地抵挡1989年事件，这一势态将影响到西方经济的公共部门。社会主义的失败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被拒绝，还是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运动已经失败？
什么是社会主义理想？在意识形态中，它的对立面又是什么？这正如前面提到的，标准的解释应该是：社会主义对资源与产品的分配是由集体控制的，而不是由市场控制的。在这里，没有充分考虑资源和产品的整体情况的独立的个人选择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在这一定义之下，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叫法，就显得有悖常理了。一个可以满足孤立的个体需要的经济组织，如果使用社会主义的方法加以改造，用集体的统一分配取代个体的自由选择，将是彻底的失败。
我自己的评价是，尽管出现了1989年事件，但作为思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衰弱。足够的证据表明，信息、激励和企业家在集体化试图控制整个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集体化在许多部门都是这样。但是，贸易必须在牺牲集体控制——从根本上说这种牺牲并不需要——与得到承诺的产品价值之间进行。自由对集体控制的拒绝与它的效率很可能是脱节的。
如果我在这里的解释是正确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期望那些在经济方面没有被清楚地界定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其普遍社会化的部门发生戏剧性的变革。包括私有化在内的改革运动现在已经发生，而且将来还会继续进行。但是，这些运动将主要地被内部实际的效率目标所激励，而不是被根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变革所激励。当然，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集体控制导致的效率低下的特征。但是，我们也应该尽快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内部出现的较大的市场部门，必须对无效率的集体化机制进行限制。
只要资源、尤其是劳动被允许在市场与社会公共部门之间流动，同时，只要个人被允许从集体生产中获取私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社会化产业或者国有化产业就走不出“无效率边际”。如果集体化产业对竞争的市场开放，包括投入市场和产出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那么非政治化就会减少或者失去自身存在的基础。当然，关键的要素是集体化。当它运行时，在考虑开发资源供应商与产品需求者时，往往带有固有的垄断性的限制。(例如，美国的邮政服务，离开其法律保护的垄断地位，几乎是无法生存的)如前所述，在这里，缺乏竞争是十分关键的。正是竞争，作为市场自发推动力的体现，一律为社会主义意识所拒绝。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福利转移
一般地，我是这样定义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在一个政治的社区内，在彼此孤立的资源使用者以及产品使用者之间，实行集体统一分配。这一定义有利于直截了当地区分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对于后者，作为一个相对于社会主义并无显著特征的组织体制，在我看来主要是一个经济政治组织。在那里，不论是投入还是产出，个人是可以通过分散化的市场决定资源的分配的。这就像传统的自由主义所理想的市场经济中所表现的那样，消费者就是上帝。在这种理想的福利国家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分配方面的集体控制。但是，它的确也强调了集体权威和资源在集体成员之间进行统一分配的经济价值。
作为理想化的组织形式，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区别，就像勃斯哈姆在他著名的乌托邦式的比较中所指出的，是图钉与诗的区别。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两种稀缺资源的价值的评价依靠的是总体印象，大概具有把诗放在优先地位的偏见。福利国家主义者对于这两种稀缺资源的价值的评价，却并非如此。它们的地位是全体成员共同决定的。如果可以确定一个优劣的次序，那么，它将通过立法的形式间接地加以固定。更进一步，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可以通过立法把部分分配从市场作用力的支配下解脱出来。
当然，我们很难期望找到任何一种理想的个性化典型。许多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我自己，可能倾向于通过标准的合法化程序，限制集体性质的再分配。同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在高科技范围内的公共产品领域，集体分配是必需的。同样，许多现代福利国家的支持者尽管也首先强调分配领域的标准化，但他们也可能把这种标准化推广到更为基础的集体分配领域，如教育和医疗保健。一些理想的混合性质的类型是可以预期的，但是，这里对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1989年以后，许多支持社会主义的国家开始努力改变这一术语的意思，使之与福利国家的理想的集体分配相吻合。考虑到这一语义的背景，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主义在分配领域的根本区别是值得强调的。
至少在原则上，在再分配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正如上面提到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知识、动机、企业家精神和市场规模。因为，在福利国家分配并没有明确地被集体化。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则相比，知识、动机、企业家精神在本质上已经变弱了。尽管分配仍然是集体性质的。
在能力范围内，个人作为生产者、公司的组织者、企业家和投资者，在满足个人的需求时，是处于自由状态的。他们可以利用地方的信息最终满足消费者的动机。当然，相对整体集体化而言，税收机制带来的间接歧变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效率。但是，在社会主义与过渡国家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不同之处。
然而，福利过度国家也碰到了自己的困难。比如强调动机而不是激励。福利国家的工人、投资者、生产者、企业家可能面临适当的、直接的信号。但这些信号被近来出现的自由主义的规则所削弱。例如，一个投资或者获利机会，假如承诺的回报为福利前、税前100美元。但在相当大的公共部门，这一回报就会降至福利后、税后40美元。很明显，其结果就是整个经济在适应变化的科技和变化的环境方面变得更加迟钝。
较为相关、但与动机不同的问题是，处于福利导向社会的人们同样发现，一视同仁的态度也是不可能的。同是经济价值的生产者，有的承担很重的税，有的承担很轻的税，有的甚至不承担税。一些人享受很大的保障金，一些人享受较少的保障金，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保障金。这种现存的、仍将继续的状态，为生产者、为提出新的要求者提供了一个动机上的激励，以便使没有得到关照者转变为可以得到关照者。与理想的有效率的经济结构相比，这将导致分配的变形。这些“过度的负担”在一个大的福利国家将变为巨额的开支。这将超过上面设想所允许的范围。
福利过度国家，像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只有面向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才能解决自身遗留的问题。上面提到的激励方面的困难使人们确信，国家在再分配中付出的努力超过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努力，将会尝到经济增长力的苦果。这一结果将产生双重的压力，一是缩小内部的福利部门，一是强调国家的自治。如果第二种影响在政治上占据了支配地位，他们将失去只有在国际贸易中才能获得的利益。
五、政治经济和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中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是不能人为分开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不仅包括公认的对资源分配与产品分配进行集中控制的经济行为的失败，也伴随着政府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政治行为的失败。同样不幸的是，许多人保持着这样的错觉：民主政府的管理好像是某种值得相信的魔法，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所有经济组织的问题。这种看法把历史上经历的失败更多地归因于政治而不是经济。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反驳也遭受到类似的争议。由于意识形态的推动，改革的利剑更多地指向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的政治民主进程，而不是经济方面的非集权化或者市场化。同时，这些国家向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痛苦转折，将被笼罩在追求民主判决的玫瑰色的碎梦中。
西方国家的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在内容和实质上都将是民主的。但是，民主政府的管理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尤其是在管理方面缺乏强有力的约束力。这些问题使人们确信，那些在形式上类似社会主义的部门，即便给予一定标准的激励和公认的约束力，也不能取得它应该达到的效率。除了这些大家熟悉的、社会主义体制固有的降低效率的因素之外，在民主机制中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强制措施。
民主政府的管理制度与现代国家福利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化了政府有效地阻止极权进入市场秩序的功能。如果一个经济产生的所有的经济价值，在第一次被迫转移之前，生产者能够在税前参与分配、取得支付，这样不仅可以产生激励作用，而且可以免除税赋。但是，它也通过政治过程改变了税收转移系统。收取租金看来也是一种获利的机会。个人和集团寻求的将不仅是现存税收系统之内的租金，而且也在直接改变着系统本身。这类寻求租金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性浪费”。这种浪费不同于人们比较熟悉的潜在经济价值负担过重造成的破坏。一些成员由于享受福利保护可以寻到投资的利润，而另外一些竞争者则只有损失。同时，总的投资将远远超过政治许诺创造的收益。
当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随着社会主义时代而衰落时，经济领域中许多利益不同的团体开始公开宣传政治的民主。在某种程度上，那些生活在集体经济中的个人，把自己视为某个封闭集团的成员，而不是对立面的独立分散的利益集团的个体，很少存在着从更大的经济领域获取收入的冲动或者动机。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这种集体化的脑筋由此变得微弱，这些分散的群体将运用市场化的民主政治机制去保护不同群体的利益。“意识形态的终结”，无论是总体还是部分，并不是没有重大代价的。这些影响在那些严格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建经济的国家中可能更为重要。但是，这种情况同样适合那些具有较大社会公共部门或者处于过渡中的国家。
六、展望乌托邦
在这一点上，我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限于后社会主义时代政治经济的分析。我们正在进入的后社会主义时代，将是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一时代中，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尽管它必须缩小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一般来说，尽管它不愿意看到市场主宰一切，但也十分清楚：市场机制在经济价值的形成中处于无上的地位。在正统的自由主义看来，真正理想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不能建立起来的。个人还保留着不愿放弃对经济过程进行集体控制的想法。按经济学的理解，经济本身并不能产生意识形态向放任主义的转换。
有效的改革必须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一是外部的基于历史经验的经济分析，一是内部的基于共产主义者主张的对个人的激励。这两个基础意味着，它们作为对立物只能存在于政治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混合经济中，这种混合经济的合理性在政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制中是没有疑问的。这两个对立面的相互结合恰恰是改革所要关注的焦点，也是未来十年真正的机会之所在。
市场成功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是因为他们利用了竞争的力量；社会主义没有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是因为他们不允许竞争的力量发挥作用。这里更要强调是否存在竞争，而不是是否存在集权机构。其暗含的意思是，如果集体单位能够在集体主义者中引入竞争机制，限制社会主义低效率的机制便被引入了社会主义系统。进一步，如果地方的集体组织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竞争，这至少可以保证一定的效率。邦联、联邦和社会主义体制，不论是在现有的国家内部，还是在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研究项目的核心。在此，欧洲的国家联盟提供的也许是可以加以评价的例子。具有历史意义的欧盟将要步入什么形式的经济？是由各个独立的国家进行竞争所形成的共同市场经济，还是由这些国家来接受欧洲范围内的集权控制所形成的一体化经济？事实上，在第一种情况下，欧洲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建成具有优势的经济。在第二种情况下，欧洲将停滞不前。
技术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信息技术革命使整个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变得更加密切。乐观地说，这一技术可以保证整个世界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同时，在各个层次表现的越来越紧迫的世界竞争将剧烈而有效地阻止集体控制的努力。比较而言，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将不会依赖技术提出自己未来的设想，相反，他们将在两个方面促进和支持宪政制度的改革：一是国家内部的政治构架，一是外部的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30年前，米歇尔·波洛伊这位杰出的化学家和哲学—政治经济学家以“历史与希望”为题在弗吉尼亚大学发表系列演讲时说：20世纪的确为将来的后社会主义世纪提供了希望。但是仅仅希望还不够，重视个人发展潜力和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也是需要的。这一信念必须取代浪漫的空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