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探寻历史的开端

作者:田方萌 2013年1月30日纽约时报 

在政治科学领域,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齐名的大牌学者。他二十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一道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两大论题。2010年是福山学术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在华盛顿居住十多年后,他回到了以前工作过的加州,受聘于斯坦福大学。当年四月底,乔治·梅森大学为福山举行告别晚宴。我在那里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饶有兴趣地问他正在进行什么研究,福山答道:“我在写一本关于人类政治秩序发展的书。”

两年半后,一本近六百页的巨著摆上我的案头,这便是福山新作《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的上卷本。此书可谓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成果,福山为宣传它也不遗余力,去年秋季还跑到北京大学举办新书研讨会。2012年10月《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文版一经推出,很快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坊间也有不少书评介绍。最近我在杭州开会,遇到一位浙江大学的政治学者,当我提及此书,他便道:“似乎人人都在读它,我还有电子版呢。”
令我好奇的是,这位宣称历史终结的学者为什么要回头探究历史的本源?英剧《都铎王朝》(The Tudors)片头有段意味深长的话,有人译为:“君阅汗青已通史,终局笔亦疏;韶华峥嵘风尘掩,回首觅当初。(You think you know a story, but you only know how it ends. To get the heart of the story, you have to get back to the beginning.)”福山也与此相似。他并不是因为对未来无可言说,才转头埋入故纸堆的,他曾出版过《我们的后人类未来》(Our Posthuman Future) 一书,预测生物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的发展趋势;作为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福山近年一直在关注阿富汗等脆弱国家的政权建设问题,并于2004年推出专著《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但他发现已有的政治理论很难有力地解释这些国家的失败案例,需要进一步追根溯源。出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怀,而非纯粹的史学兴趣,福山才回到了历史的起点。
亨廷顿与福山亦师亦友,很多人却以为两人是论敌,其实“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并不必然相悖。两者都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只不过对其后果判断不同。亨氏更看重分裂的一面,福山则强调和谐的一面。就政治学的研究路径而言,亨氏和福山的师承关系非常明显——福山坦陈《政治秩序的起源》接续了亨氏经典之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这本书成于冷战高潮的1968年,打破了西方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成见;即使今天读来,我仍常常折服于亨氏的洞见。如福山在书中所言:“一个国家可以具有高度的政治机构化而不必是民主的——这样的想法在当时震惊了许多人,却加强了亨廷顿关于政治秩序和民主并不一定相互依存甚至可能为相左的目的运作的观点。”
《政治秩序的起源》也不是一本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史。福山将人类有史以来的政治秩序分解为三项要素:国家政权独立法治责任政府现代民主不见得会推动前两项要素的发展,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有些新兴民主国家有选举而无治理能力。出于对政权建设的强调,《政治秩序的起源》开篇即从中国如何建立官僚制帝国讲起,一语未提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可谓与西方史学传统大异其趣。去年年底福山在接受《财经》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秦代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即统一和理性化中央官僚政府它“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罗马。”
承认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贡献,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先天就比其他民族更富有组织性或纪律性。同已故的美国学者查理斯·蒂利(Charles Tilly)一样,福山相信“战争造就国家”,他认为正是血雨腥风的战国时代推动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由于政治现代化早于独立宗教权威的出现——后者正是欧洲法治传统的根源,“强政权弱法治一直是华夏政治史的主要特色。很多西方学者也因此认为中国政治过于“早熟”
《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的时间跨度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地域跨度从拉丁美洲到东亚诸国。很少有人能触及如此广阔的时空范围,更少有人能深入分析每一时空的重大事件。当然,福山的研究建立在庞大的二手文献基础上,《政治秩序的起源》对史料的运用可能不如英国历史学家芬纳(S.E. Finer)的《统治史》(The History of Government)等史学著作。借用唐代史家刘知几的话来说,福山兼具“史才”和“史识”“史学”的功底稍逊一筹。然而,作为社会科学家,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借史实构建政治理论,以历史终结者的角度观察历史的演进
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新版是由福山作序,序言中他指出该书“也许是最后一次构筑政治变迁大构架理论的严肃尝试”。这里使用“也许”一词,多少透露出作者超越恩师亨廷顿的学术雄心。由于亨廷顿这本书主要关注现代史上的政治发展,我们要等到福山推出《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下卷本,才能知道他是否在巨人肩膀上看得更深远。我相信福山会青出于蓝,因为他的学术视野在某些方面比亨氏更为宏大,例如,他曾经认真探讨信息与核武技术是否可能推翻历史终结论,而亨廷顿在著述中几乎没有谈及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
电影《大话西游》有句台词:“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2006年,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得以再版,该书序言有力回应了对“终结论”的种种质疑和批评,福山自认为猜中了结局。现在他也尝试着猜中开头,那些关心人类命运的读者,不妨先看看《政治秩序的起源》,再思考一下福山两头都猜中的胜算有几分。
田方萌是书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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