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方萌:探寻欧洲崛起之谜,反观中国崛起

作者:田方萌 2012年12月27日 纽约时报 
十五世纪以来,欧亚大陆的几大文明体在原有的轨道上并行,它们或者停滞不前,或者进展缓慢。只有欧洲突然飞跃,驶向了另一种文明形态。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中东?而反过头来,现在追溯欧洲的崛起,也对今日新经济体的崛起——比如中国,有对照观看的意义。
熟悉日本电影的朋友大概都看过黑泽明的成名作《罗生门》。这部电影根据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改编,讲述了一起扑朔迷离的杀人强奸案。几位当事人都从自己角度向法官讲述了案件的经过,人们难以分辨谁的叙述更接近真相。“欧洲崛起”也颇似罗生门,只是它的案情更为复杂,当事人更为众多,有关叙述更为错乱,学者们至今还为它争吵不休。

今年八月底,我有幸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专门关注“欧洲崛起之谜”的史学研讨会。与会学者虽大多持相似观点,但也是论说纷纭。
东西方的思想家关注欧洲崛起这一谜题已有两个多世纪,由于线索太多,致使多种学说并立,令人难辨真伪。这一领域的混乱局面堪比盲人摸象——有人专治经济史,则强调“资本主义”;有人注重军事史,则宣扬“尚武精神”;有人研究艺术史,则推崇“文艺复兴”;有人了解宗教史,则力挺“新教改革”;还有人醉心于政治史,自然高举《美国宪法》。
史学家们提出的绝大部分解释都可归入“长期注定”派,即认为西方早在两千年前的轴心时代,甚至更早,就具备了进入工业文明的动因。有些学者关注的因素较为表面,如气候和种族;另一些则乐于探讨深层原因,如宗教和制度。无论钟情于何种因素,他们都相信上帝早已选中了欧洲人。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文化基因说”甚为流行。持此论者认为,西方文明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即怀抱科学理性精神,虽经黑暗时代而不辍,终在近世结出启蒙运动之果云云。直到二十世纪末,“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在西方史学界兴起,才提出了反传统的“短期偶然”论。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几所大学,十年前引起中国学术界热议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即是其代表作之一。
与长期注定派截然相反,加州学派的持“短期偶然”论的理论家试图论证,出于偶然因素,西方直到18世纪末才领先于东方。在平均寿命、子女数量、生活水平、市场规模、科学技术和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此前东亚最发达的地区,即中国的江南和日本的畿内,至少不逊于欧洲的英国和荷兰,东西方的经济分化因此才被称为“大分流”。打个比方来说,欧洲崛起并非一宗精心设计的谋杀案,而是一起出人意料的车祸。
清华大学的这次史学研讨会,与会学者多来自太平洋两岸,他们大都持有加州学派的立场,并探讨了比较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来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杰克·戈德斯通教授(Jack Goldstone)长期关注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社会运动史,正是他提出了“加州学派”这一称呼。据戈德斯通先生回忆,九十年代末国际史学界在美国召开会议,“长期注定”派曾与加州学派激烈争论,“双方几乎动起手来”。令戈德斯通先生欣喜的是,在过去十年间,新的研究成果大都支持“短期偶然”论,加州学派暂时在这场辩论中占据上风。
即便欧洲崛起是几百年前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围绕它的“罗生门”并没有结案。针对“大分流”产生的具体原因,几位加州学派的领军人物仍存在较大分歧。牛津大学的经济史教授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也是这次到会的学者之一。这位罗教授的大著《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今年已有了中译本,此书主要从供给层面探讨工业革命肇始于英国的原因。作者发现遭遇黑死病的英国人口锐减,工资水平因而大幅提高;同时,该国煤炭蕴藏丰富,易于开采,致能源价格低廉。由于这两项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英国当地的劳动力价格相对资本为高。比起能源昂贵的其他欧洲国家,英国企业家更有动力发明蒸汽机等节省劳力的工业技术。
杰克·戈德斯通教授教授则从思想文化角度讲述了故事的另一版本。两年前,他的历史普及读物《为什么是欧洲》(Why Europe?)在国内也推出中译本。此书集加州学派之大成,对欧洲历史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将其作为入门读物。据戈德斯通教授考察,在1500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欧亚大陆的各个区域都发生了一系列政经危机。大部分政府采取保守政策应对,只有西欧另辟蹊径,将人类文明带入新纪元。他不满罗伯特·艾伦等人经济解释的局限性,更看重工业革命发生的文化基础。
针对书名提出的问题,戈德斯通教授的回答可用一句话概括——欧洲中了六合彩,或者说六项偶然因素促成了工业革命。十五世纪以后,一系列知识界的新事物改变欧洲整体的思想氛围,动摇了传统的信仰体系,如望远镜的发明、超新星的发现和培根的科学方法,这正是产生工业革命的文化先决条件。作者强调,欧洲和东亚的重要差异之一在于科学和信仰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科学进步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欧洲的信仰体系,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则表现出较大弹性。比如,“与古希腊人和欧洲人不同的是,他们(中国人和印度人)并没有那种存在着一个与地球相分离的至纯不变的星空的刻板印象,因而其传统思想也不会因为新观测到的彗星和恒星而受到挑战。”
如此看来,欧洲真是基于 “后发优势”因祸得福了。可我怀疑主要原因并不是科学和信仰的关系,而在于欧洲地理上的政治分裂。当异端们受到保守势力压制,他们总有机会跑到国外栖身,新生事物也总有机会获得某些开明君主的欢迎。
欧洲历史上的这一阶段其实颇似中国的战国时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最先从军事力量对比感受到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我们不妨用火器技术看看政治分裂是否重要吧。早在14世纪,中国即有《火龙经》一书问世,书中提到火箭和空心大炮等先进武器,可见古人并不缺乏军事头脑。然而,早期火器的杀伤力不如弓箭,在同传统武器共存了一个多世纪后,火器才在欧洲占据了兵器谱上的领先地位。考虑到如此漫长的研发过程,只有战争频繁的时代才可能不断刺激火器的工艺改进。而中国自元朝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长期四分五裂的战争局面,也就没有进行相关变革的动力和压力。因此,近现代史上的欧洲的确比中国更有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武器系统。
各个版本的“罗生门”仍会在这个世纪流传下去,它们对当前各国的发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比如杰克·戈德斯通教授在演讲结尾特别谈到,如果不想仅仅取得经济增长,还要做世界的领跑者,中国就必须提供宽容自由的创新环境。
有些事情永远说不清,这似乎是电影《罗生门》隐含的哲理。现场观看过杰克·戈德斯通教授和罗伯特·艾伦两位学者的精彩论辩后,我却更加相信肇始于欧洲的科学方法,最终会解开欧洲自身的崛起之谜。当然,中欧大分流的“罗生门”尚未终结,因为故事本身还在上演。而如今,中国崛起更引人瞩目,也许百年之后,清华大学会召开主题为“中国崛起之谜”的史学会议吧。
田方萌是书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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