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2007年4月19日
4月18日下午，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新闻发布厅迎来了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马和励先生一行。马和励先生此次来到北大，是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之邀，进行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动因的主题讲座。
讲座于下午两点正式开始。“Why has China grown so fast for so long?(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期快速增长)”马和励先生开门见山。“我90年代曾来到中国，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非常困难。中国变化太快了。现在看来更不可能了。”
作为一名学术和实践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马和励先生仍然对中国的增长印象深刻：“短短两代人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以至于传统经济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中国恒星爆炸式的增长。”
“成功的改革必须来自这个国家自身内部，必须有相应的部门和指导来催化、吸收、管理这一变化过程和变化的社会。”马和励先生引用了斯蒂格利茨的一句话提出他关于中国经济腾飞的解释。改革，马和励先生认为，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和背后力量。
“China is outperforming the world(中国的出色表现超越了世界)”马和励先生再次表达了他对中国的赞赏。如果除去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戏剧化的脱贫运动”的积极影响，全球贫困人口实际上在1981年到2001年增长了2900万。“中国重获了它在世界的地位”。历史的辉煌过后，中国GDP在世界上占的比重再次上升。
对中国的崛起，经济学家们无法理解。他们一次次预测：“第二年”，中国经济就要停滞。可是那一年永远没有来。马和励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将增长和发展视作一个简单的积累和生产因素分配问题，结果就是他们急于归纳出“标准”政策和体制，而不顾具体国家的背景国情。“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定价”被视作经济加速因子，并被总结为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屡屡失灵，而一项标准也没有严格遵守的中国，却开始了长期高速稳定的增长。此消彼涨，是否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结束，“北京共识”的开始？
马和励先生指出：“中国的发展实际上依靠两个因素。”首先，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其次，大量的劳动力使得工资保持低廉，资本回报率较高。“具有相似条件的国家很多，这样迅猛的发展为何独独发生在中国？”马和励深入分析道：“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如何产生、保持、平衡这些因素的积累和再生产。”
全因素模型能够给我们更多答案。马和励先生继续问道：“什么又是中国发展的全因素，为什么它会带来增长呢？”技术，或许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很显然，还有别的因素。马和励先生指出：“持续不断的改革正是中国发展重要动力。”
所有制、资本、政策的一系列改革中，中国政府扮演了“支持的手”，而不是像俄罗斯政府那样的“攫取的手”。通过以激励为目标的再分配和政策调整，后果和背景在改革中也被充分考虑了，使得有利因素持续积累。
“具体而言，”马和励先生指出：“首先，中国长期坚持改革与发展，目标清楚的同时，手段灵活；其次，实用主义和渐进方式使得改革过程能够慢慢发生。第三，有一个强大而依据改革目的自我改变的政府，行政机构的重组是改革的基础。第四、强政府保障了重要公共产品的供应。”
凭借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开展项目的经历，马和励这样总结中国的成就：中国的改革没有预先的蓝图，但稳定的精英层坚持深远的发展眼光；以实际而非理想为立足点；学习外来经验而又发展出自己的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先试点，随后大规模推广，用更深入的改革回应挑战；建立改革机构，补偿失败者是保持和支持持续发展的钥匙。
中国正在逐渐走出计划的影子，渐进的过程既符合经济自身的动力机制，也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资本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是支持的因素而不是障碍。政府自身的改变是比经济改革更加困难和深远的。
“邓小平把改革官僚体制视作是改革的第一步。”马和励先生对中国的发展政策十分了解。“人员调整之后，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的政府官员更加支持改革。年轻有活力的政府从源头上给中国的改革带来了动力。”随后资本改革和政策调整成为改革的重点。相互配合之下把中国带入了持续增长期。
然而，在发展的同时，中国仍然面对着种种挑战：收入和非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村人口持续老龄化、女性化、弱势化；城乡和其他鸿沟破坏着社会稳定；外来民工在他们建造的城市里依然不能得到保护；老龄化人口增多；有迹象表明最贫困的人口不再能够从增长中获利。马和励先生指出：提供公共产品是关键，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统一政令是难点和重点。
针对中国的小康目标，马和励先生提出了建议：中央政府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新的挑战也需要新的政策，反过来需要更多的政策调整。
中国的成就不是不可复制的，相反，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在讲座最后，马和励说：“在很多意义上中国是唯一的，但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其他国家可以从中国身上学到很多：“产权在所有类型的社会都不应当过分强调”；“公共政策能赋予个人、社会改革和增长的巨大能力”；“鼓励草根阶层的非典型试点然后激励推广比自上而下的公式型模式更好”等等。
